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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人与广府人:两大民系的难解难分(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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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客人开埠 VS.广人旺埠
  广府人以自己的方言为骄傲,认为那是地地道道的古汉语,民国初立,差点把广府方言重新恢复为国语了,的确,广府方言中,汉代雅言比重最大,较之闽南方言、客家方言要多。

  客家方言一般称为“唐音”,也就是唐宋时期的国语,汉魏六朝乃至唐诗,用广府方言吟诵,平仄、押韵都很顺,但客家方言则略有出入,今天的普通话就更不顺了,变化了很多。
  如杜甫的《春望》:
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。          
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。          
烽火连叁月,家书抵千金。          
白头搔更短,浑欲不胜簪。          
  用广府方言吟,全押韵;客家方言呢,前叁韵一致,末韵则不行;普通话呢,则全不押韵了。
  广府民系,当是秦汉时形成的,所以,他们是南粤大地上最早生活的汉族的一个民系。由于地处对外贸易最活跃的中国南方,与古罗马、与阿拉伯及东南亚的商业交往得早,商品意识成熟得也早,这便与中原文化拉开了距离,思维方式大不一样。
  远在唐代,白居易送朋友上岭南春游,便告诫道,那里“不冻贪泉暖,无霜毒草春”,视为畏途,所以不可久留,诗中更进一步说:
回使先传语, 征轩早还轮。          
须防杯中蛊, 莫爱橐中珍。          
北与南殊俗, 身将货孰亲。          
尝闻君子戒,忧道不忧贫。          
  他认为,南粤视货利重于立身,忧贫而不忧道。元稹与他一道送客,更警告道:
勾漏沙须买, 贪泉货莫亲。          
能传稚川术, 何患隐之贫。          
  这就是说,只要能得道,就不要怕贫穷,千万不可饮贪泉之水,成了见利忘义之人。

  这类诗还有不少,似乎人到岭南便会变种,这自然是一种文化隔膜,难怪岑参也称:“此乡多宝王,慎莫厌清贫。”
  商品意识,与当时的中原农耕文化,可谓格格不入。广府人就是这般被视为异端的。今天,包括客家人,也被列入东南沿海商品意识较强的民系,当年章太炎也这么描述过。
  这自然是从宏观的角度上而言的。但是,相形之下,客家人的商品意识,比起广府人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。尽管在东南亚,也出了不少客籍大实业家、大商人,但比起广府人、潮汕人来说,仍相形见绌。而在客家大本营,即粤、闽、赣叁省交界之处的客家人,也不如在香港、宝安(今深圳)这些靠海边上的客家人的商品意识强。
  如果仅从南方而言,客家人、潮汕人与广府人,其商品观念,由淡薄(不是没有)到浓烈,分明也形成了叁大落差,比较起来,也还是相当鲜明的。 造成这一落差的,与历史有关,也与地理环境有关。
  就历史而言,从岭南叁大民系而言,从中原到沿海,最早的自是广府人,如前所述,为秦汉时期;其次为潮汕人,大致为晋代;而客家人从中原来的最晚,大规模进入粤东已是宋明时期了,所以,中原的文化色彩要浓厚得多。
  而从地理上看,虽说都被视为东南沿海地区,可广府任就在珠江叁角洲及西江流域,开发最早,且邻近海阳;潮汕人所在的潮汕平原,也同样在海边。而客家人的主要分布区域,则大都是山区,且以从事农耕为主,这一来,对他们传承的中原文化,起到了一种稳固的作用,难以很快变化。所以,从时空而言,客家人的商品意识滞后于广府人,是一种必然。

  于是,在广东,流行的看法是“客家人嘛,重义而轻利、重学而轻商”,这大致是合乎过去的历史事实的,客家人讲义气,薄利诱,以金钱诱惑,只会被人小看;客家人重教育,重学问,大学中客家教授每每比别的民系的比重要大得多。
  至于轻商,同轻利也是一致的,所以,过去的客家商帮,当是几大商帮中最弱的。不过,这也不能绝对比。在梅州,就有这样的民谚,那便是“无梅不成衙,无兴不成市”,梅是指梅县,广东的官员出得多,这在文前已经列数过了。至于兴,是指的兴宁,那里,从商的客家人比其他地方要多,跑南洋的水客也不少,之所以能成市,商贸之集散地,与这是大有关系的,这一状况,至今还是一样,可见还是有传统的。
  而对广府人而言,则一般认为他们重利轻义,重商而轻学。的确,广府人有点散沙一团,人际关系比较淡漠,这也是商品经济的影响,人的依附较别的民系要弱得多,他们不找靠山,不要后台,全凭个人拼搏,让每个人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的展示,不至于为皇亲国戚种种关系所掩盖。就算帮人,也不似客家人,一帮到底,送佛上西天,事后还不断予以关照,仁至义尽。
  而广府人呢,他只会给你指一条路,当然,这路会指引得相当明确,但不会牵着你、呵护着你把这条路走出来,是你行;走不出来,也别怪我,所谓“马死落地行”,也同样包含这样的意义在内,造血不输血,投资不捐资,你一般得承担你的风险。这似乎在“义”上是淡了点,却不无道理。可对于民族大义、国家利益,他们与客家人一样,丝毫不会含糊。因此,对与“义”的诠释,应该有一定的范围,不可以作过于简单的理解。
  至于重商轻学,前一半是没话说的,这里有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的滋润,更有近代一口通商及十叁行的影响,中国最早的民族工商业也是萌发于此,所以,广府人几乎人人都是天生的商业行家,不然,何以改革开放才几年,一曾贫困至极的广府地域,竟一下子风生水起,市场发育得是那么迅速呢?
  至于轻学,也不无道理,过去弃仕从商,广府人不仅带了头,而且人最多,甚至孩子小小的,中途辍学去学做生意,过去也不乏其人。不去做官,也不去做教书先生(其谚语中更有:猪不叫不添勺,人不穷不教学),一心去从商赚钱,日后好“叹世界”,也一度成风。
  不过,这也同样不可绝对化。广府人对“学”的实用性还是很看重的,诸如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、中国航天之父冯如,均出生在珠江叁角洲的南海、中山,广府人不当官,可当科学家的不少,当诗人、作家、学者的也不在少数,当然,大商人、大实业家更多,而现代商业亦需要学习。因此,对传统“学”的涵义,也当有一个界定,不可泛指一切。
  更何况广府人中的学部委员及后来的院士,也为数不少。所以,他们不等于“学而优则仕”之学,那只是当官的“学”,而不包括科学记述等方面的“学”。所以,对原来“重商轻学”的本来意义,当有不同的理解才对。
  从以上评价延伸下去,我们也就可以对在南洋的民谚加以进一步的阐释了。
  这便是“客人开埠,广人旺埠”。

  洋如槟城、坤甸等,都是客家人开埠的,由于客家人吃苦耐劳,在国内也每每是在贫瘠的山地上垦殖,所以到了南洋,秉性不改,擅长于拓荒、种植,建立家园及田庄。而他们的商品意识稍弱,所以,要搞旺当地的经济,活跃市场,也还得让广府人来,凭藉广府人较发达的商品意识,流通很快就能搞活,市场也会迅速商规模,这用得商广府人的那句话:风生水起。
  所谓“无农不稳,无商不富,不工不强”也应是这个道理。而广府人,善于变通,精于行商,趋利避害,而不墨守成规,把一棵树上吊死视为“义气”,是有相当积极的一面,所以,在近现代,能迅速与国际的先进文化接轨。  
  性格与命运
  关于两大民系性格的比较,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深入下去。
  梁启超曾评价过广府人:“对内竞争力弱,对外竞争力强。”即所谓内战外行,外战内行,亦不无意味。他们大概是远离了中原,也已经不熟悉中原的“游戏规则”了,所以,他们玩不过内地,每每败北,在权力斗争中绝少胜算。可客家人不一样,中原传统要多一些,但多少对南方的“游戏规则”有所了解,所以在一定程度上,在国内竞争中,占有相当的优势。
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中原的此岸,广府是彼岸,而两岸之间的桥梁,则是由客家人所担当的。

薛岳
  这一来,客家人在近现代中国也就相当突出,出现了那么多叱咤风云、彪炳史册的伟大人物,颇有当仁不让的气概。
  客家人热情、豪爽、好客,与广府人的君子之交淡如水,多少有点计较,也就形成了对比。客家人好大喜功,争强好胜出风头,也是这么来的,相反,广府人却比较实在,财不露白,瞒产可以,虚报却不可以,这从他们几句有名的谚语中可以看出来。 如:若要穷,神坛社庙是英雄。 那种死要面子,摆大排场的事,广府人是不会干的,可客家人却未必。还有:执输行头,惨过败家。“执输”是指明明知道自己输定了,却非要抢风头,走在最前边,广府人认为,这会比败家还惨,犯不着。 当然,客家人也有话:宁可与人比耕田,也不可人比过年。不能摆阔。还有,穷人莫猎富样。不要死要面子。但总的来说,争强好胜而不顾一切,客家人却很难改,每每头破血流也不以为悔。
  一个务虚,一个务实,各有所长,也未必可说长道短。而且,一个人性格形成了之后,正可谓“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”,难以改变了。而“性格即命运”,这两大民系,在近现代中国大舞台中所承担的角色,也就是各有不同,或政治,或经济,或对外,或对内,各显千秋,各有长进,而各自命运也有了不同,或升或沉,或起或落,都与中国的历史情状相关。 该比较的还很多。

利希霍芬
  这里,我们以约一个半世纪之前,一位专门来到中国考察的西方学者专为广东这两大民系写下的“印象记”作结。这位学者是德国的地质学家,也是人文地理学者利希霍芬,他是在19世纪中写下一部题为《中国——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》的专着,在用词及评价上免不了有些差距,但不无启迪。
  在广东 ,居住和杂居着语言、相貌、肤色、社会地位千差万别的不同种族。广州市及附近的开化种族,在所有智慧、企业精神、美术情趣方面优于其他中国人。广东人(即广府人——编注)几乎掌握着中国所有的工业,其工业制品数百年前就传到了欧洲,说不定这个种族是当年海洋殖民者中有才能的人种的后裔。当地居民有客家族和土生土长的广东人。客家族有特殊的方言,客家话完全保存着太古的语言形式,除北部和东部若干地方外,省内大部分地区说客家话。
  客家族人是劳动人民,从事农耕,在城市和港口从事交通和劳动。省内都市、商市中,没有客家族人,或者说,处于上层的是广东人。广东人对经营大商业和大交通业有卓越的才能,他们生长在自古形成的氛围中,受其熏陶,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人种。广东人活跃在其他各省,尤其是沿海诸省的大城市中……   
  利希霍芬自然是以西方人观念看问题的,甚至不惜为殖民者贴金。对广府人同为移民也不了解。但是,他在这一个多世纪前的比较,多少还是有一定见地的。今天来重新解读,内中不少实质性的差别。100多年后也仍旧没有多大的变化。除却其中的偏见,我们也能获知不少历史的资讯。当然,他的所见所闻,还是很受局限的。

  即便是这一节的比较,也还是不够全面的,仅仅只是列出文化的落差而已,这应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,有待进一步的研究,作出整体评估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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